【陳思宏】柏林影展:我的電影烏托邦

 

小日子現場直擊  2018 柏林影展 (2 )

文、攝   陳思宏

 

《我的兄弟名叫羅伯特,而他是個白痴》(劇照來自網路)

2月21號,柏林影展開始倒數,德國競賽片《我的兄弟名叫羅伯特,而他是個白痴》(Mein Bruder heißt Robert und er ist ein Idiot,暫譯)登場,片長將近三小時,入場時我刻意選了中間的位置,阻止自己半途脫逃。在家看Netflix,嫌電影沈悶,可快轉或放棄,但來影展看藝術片,再不喜歡也逼自己看到底,左右兩旁都坐滿人,我就會不好意思中途離場,鍛鍊自己的視野與耐力。電影不總是娛樂聲光,「好看」不該是標準,柏林影展許多電影都考驗、甚至冒犯觀眾,不能拿起遙控器對著大銀幕按暫停,那就撐到底,看完再來吵。

《我的兄弟名叫羅伯特,而他是個白痴》聚焦一對德國小鎮雙胞胎姊弟(或兄妹),他們利用週末在加油站旁的花田準備高中畢業考(Abitur)哲學科目,兩人閱讀海德格,不斷辯證哲學時間觀,對峙拉鋸的肢體親密又暴力,直到兩人逐漸失控,虛實界線瓦解,槍大響、血成河、人荒蕪,時間轉眼廢墟。這部電影的主要場景就只有花田裡的加油站、森林、電塔、湖泊,詩意分鏡極美,冗長緩慢的步調拉扯觀眾耐心,直到雙胞胎徹底抓狂,駭人的結尾衝破道德界線。

 

德國柏林迎接一年一度的世界電影盛事。

明明是三小時的影像折磨,我卻感到心滿意足。是啊,我在柏林影展啊。

1994年我到臺北讀大學,終於有機會參加金馬影展。影展有很多藝術片、同志片(票總是很難買),我這個彰化鄉下孩子坐在戲院裡,看了好幾部冗長的歐洲藝術片,睡睡醒醒,看不懂裝懂。不懂,卻忍不住嚮往,原來電影不只有好萊塢視角,世界如此繽紛多元。有幾場放映,導演受邀來到臺灣,我特地舉手發問,幻想自己終於是個文青。影展氣場特殊,再冷門的藝術片都有人看,映後與朋友在咖啡館聊電影,幻想有一天自己能拍電影。

來柏林居住之後,我先以記者身分參加影展,後來當上了影展觀眾對談中文口譯,還曾以演員身分代表臺德合製電影《曖昧》參加「電影大觀」(Panorama)單元,幾乎每年都是臺灣之夜的主持人。這個彰化鄉下人,竟然真的來到柏林影展。

這裡,就是我的電影烏托邦。

烏托邦裡,藝術片是主流,性別多元,歌頌藝術,影像批判政治,如蝸如龜的、違反敘述邏輯的電影獲得掌聲。這是個自由開放的電影論壇,藝術家承擔影像美學成敗,紅毯明星如鑽閃爍,太美好,像場夢。

 

競賽片《7月22號,烏托亞》直視挪威近代史的傷口。(圖片來自網路)

 

烏托邦裡,我們討論政治,譴責暴力。競賽片《7月22號,烏托亞》(Utøya 22 Juli,暫譯)掀開了挪威傷口,導演以劇情片重現2011年7月22號當天,激進右翼份子持槍濫殺烏托亞島上青少年的慘劇。瘋狂極右份子在島上屠殺的時間長達72分鐘,造成69人死亡。導演決定聚焦在受害者,以一鏡到底、毫不剪接的長鏡頭,重建這駭人的72分鐘。導演在2017年夏天,從週一拍到週五,每天拍一次,總共拍了五個長鏡頭,最後從中挑選一個成為最後的版本。為了保護當事人,導演刻意編寫了虛構的少女人物,讓鏡頭一路尾隨她逃亡,躲避四面八方的子彈。導演刻意不拍凶殘的兇手,用混亂的場面、音效,建構極為逼真的屠殺場面。這題材太過敏感,反應兩極。但導演就是要讓此刻的歐洲正視極右派的突圍,譴責納粹主義的殘暴,剛好美國又發生校園濫殺,讓這部電影更令人不安,觀影壓力極大。

 

競賽片《女繼承人》。(圖片來自網路)
競賽片《別碰我》。(圖片來自網路)

烏托邦裡,性別自由多元,身體舒坦開放,許多電影拍攝性別跨界,沒有偏狹反同人士敢叫囂。競賽片《女繼承人》(Las herederas)透過一對年邁的女同志伴侶,審視巴拉圭政變之後,首都沒落貴族的空虛與哀愁。競賽片《別碰我》(Touch Me Not,暫譯)有大量的裸露畫面,導演近距拍攝身障者的畸形軀體、跨性別者的身體旅程,逼迫觀眾凝視身體的恐懼。這裡是影展,裸露從來不是議題,虛偽的假道德無叫囂的空間。

 

柏林影展「臺灣之夜」足以看見臺灣電影人才驚人的創作力。(攝影=林育立)

臺灣之夜,我上台主持,開場我就說今年將以性別中立的語言主持,不再講「Ladies and Gentlemen」,而是稱呼所有的賓客為「Friends」,台下響起掌聲。我在台上訪問《小美》導演黃榮昇、演員饒星星、去年泰迪熊獎得主黃惠偵、《十四顆蘋果》導演趙德胤、影像裝置《多哥咖啡》的導演致穎,都是受邀來參展的臺灣藝術家,每個人的履歷又添一筆閃耀。臺灣的珍貴,就在於開放與自由,臺灣之夜來了許多各國貴賓,中國電影《大象席地而坐》導演胡波的母親就來到了現場,與大家一起擠著排隊等臺式刈包。刈包大廚是臺德混血Tomas Klemann,他在刈包上烙印「Taiwan Cinema」字樣,咬一口臺灣電影,鮮美多汁。

 

「臺灣之夜」,印有「Taiwan Cinema」字樣的刈包非常受歡迎。
柏林影展期間,主辦單位請來了幾台戶外餐車,在街上販賣各國風味的街頭小吃。

烏托邦裡,電影衝擊視覺聽覺,肚子餓了就去影展期間限定的街頭小吃攤滿足味覺,喜愛紀念、文創商品的觀眾忙著搶購影展相關產品。喜愛瑜伽的人,可報名「紅毯瑜伽」,就在影展紅地毯旁做瑜伽。有天我早上七點趕赴翻譯工作,經過賣票口,發現竟然已經有許多觀眾排隊等著買票。柏林影展票房鼎盛,絕大部分的電影都是藝術電影,卻有這麼多人搶票,誰說藝術小眾?

烏托邦裡,我也再度見識到各國記者的專業。要寫影展深度報導、影評,記者必須具有電影、文學、哲學、歷史、政治素養,才能挖掘到動人的故事,寫出讓人信服的影評。許多臺灣人總喊「小時不讀書,長大當記者」,問題是,喊這句話的人,是不是每天盯著看內容浮濫的新聞台,邊罵邊看貢獻收視率?還是願意花時間,坐下來好好閱讀深度報導?

 

以柏林熊為主題的影展周邊商品一直都是電影迷的收藏重點。

烏托邦當然是個理想,影展過後,我會想起德國國會有噁心的極右派政黨正在逐日壯大,難民危機未解,美國槍響繼續,臺灣婚姻平權仍未實現。

所以藝術家拍電影,影像記錄殘暴、關懷少數、抵抗歧視。

狂人掌權,但藝術家有紙筆、攝影機。既然烏托邦是個夢,就做電影夢,繼續拍攝,繼續抵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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